我出生在新都县，打我记事起我家就父母和我三兄弟。父亲上小学时正好赶上解放，但才上学一年多我爷爷去世，他不得不回家务农。当时水稻还是高杆作物，邻居说我父亲小时候在稻田里劳作，只看得见一顶草帽在秧苗上方晃动。父亲争气，1965年我出生时，他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和生产队长。奶奶去世时我才2岁，所以没有一点印象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哪家煮干饭，一定是来了贵客。父亲每年都卖些米从彭县山里面买回一大堆红苕，我家顿顿是红苕稀饭，以至于我至今对红苕不感兴趣。实际上我们三兄弟吃红苕很少，大部分都是父亲吃的。就这样，每年麦熟前我家需要到处借些杂粮才能挨到分麦子时。

1981年我初中毕业，农村开始实行家庭承包制，初步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。整个上世纪80年代，国家大环境改善，我们三兄弟逐渐长大成人并有了工作，只是全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少了。但只要聚集在一起，一定有肉吃。此前几乎没有体会过的团年饭不仅有了，而且逐年丰盛，请来团年的至亲也多了起来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，3个儿子结婚后父母坚持过自己的生活，我们逐渐分成4个家庭。当然，重大节日，仍然全部集中在父母家。2006年，老家做新农村试点，把愿意搬迁的农户集中，统一规划统一建房，每户小二层楼，约200平方米。实际上，三口之家只需要支付不到4万元。小区内设施齐全，父亲自豪地说，他的生活条件不比我在城里差。

如今，我家已是四世同堂。父亲有医保，有每月400多养老金，还有流转土地的收入和国家按耕地面积进行的粮食补贴。他每天要么牵着曾孙女散步，要么去自留地里种种花草，要么去新繁镇赶场喝茶，根本看不出他很快就是80岁的老人。而我早已是拥有高级职称的测绘人，儿子已从四川大学毕业。

我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家家都有了汽车，人人有了手机。父亲总结说，能够有这么好的生活，归根到底，就是跟党干出来的。（自然资源部第三大地测量队 陈家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