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政治与文学》译林出版社，2011
我曾经在一家旧书店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假如你没有在旧书店干过，那你很可能会把它想象成天堂——年老而和善的绅士，徜徉在小牛皮封面的大开本书籍之间——但实际上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是真正爱书人之稀见。我们书店里的书，都特别有意思，可是，我怀疑，顾客中能够分辨好劣书的人，十个里面没有一个。顾客中间，追逐初版书、自以为懂行的人，远比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多；踅摸便宜教科书的东方学生更多；想为侄儿买本书做生日礼物的糊涂女人，为数最多。
George Orwell First Editions
来我们书店的许多顾客，是那种在别的地方毫无用处、在书店却有些机会的废物。比如说，有位亲爱的老妇人，“想给一个病人买本书”（这是个相当常见的要求），而另外一位老妇人，在1897年读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，她问我能否给她找一本出来，可不幸的是，她既想不起那本书的名字，也想不起作者的名字，更说不出那是一本什么方面的书，只记得书皮是红色的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两类讨厌鬼，是每个旧书店都断不了的。一类是浑身散发着陈年面包屑味道的衰朽之人，他们每天都来，有时一天来几次，想卖给你一些毫无价值的破书。还有一类人，他们在你这儿订购大量的书籍，却压根就不想付账。我们的书店从不赊账，不过我们会把他们订购的书放在一边，不够的话还去采购，等着这些人日后来取。可是，那些订购了书籍、如约来取的人，连一半都不到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对这种情况颇感诧异。既然不来取，那你干吗要预订呢？他们走进来，订购一些稀见而昂贵的书籍，反复叮嘱我们要给他们留着货，然后就一去不复返。当然，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自大狂。他们常常自吹自擂，编造出巧妙的故事，给你解释为什么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钱——依我看，他们都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。在伦敦这样的城市，街上总是有很多这样的疯子，尽管我们无法证明他们患了精神病；这些人特别爱到书店来，因为，他们在书店可以耗上一整天，而不必花一文钱；要在别的地方，哪能有这等好事。时间长了，你一眼就能够看出这类人。因为，他们尽管夸夸其谈，可是总带着一股失魂落魄的神色。我们在跟显然是自大狂的顾客打交道时，通常都先把他所要的书放在一边，他一出门，我们就再放回书架上。我注意到，这类人从来不偷书；光是订购就足够了——我想，订购书籍给了他们一种幻觉，使他们误以为自己真的在花钱。
跟绝大多数旧书店一样，我们也有各种副业。比如，我们出售二手打字机，兼卖邮票——我指的是用过的邮票。集邮的人，是一类奇特而不声不响的怪物，就跟鱼一样，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，但仅限于男性；女人显然不觉得相册里那些黏糊糊的彩色纸片有什么好玩。我们还出售六便士的算命天宫图，编辑这些图片的人声称，他们曾经成功地预测过日本的地震。这些图片都密封在信封里，我从来没有打开看过，但买过图片的人，经常回来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买的算命天宫图“真准”。（假若算命天宫图告诉你，你很有异性缘，而你最大的缺点是慷慨，那它当然是“真准”的了。）我们还卖过不少儿童书，主要是剩书。现在的儿童书籍都很吓人。就我自己来说，我宁愿给儿童推荐《仲裁者彼得罗纽斯》（Petrenius Arbiter），也不愿意卖给他们《彼得·潘》；就连巴里的作品，都比后来模仿他的那些人的作品更有男子气、更有益于身心健康。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要整整卖十天圣诞贺卡和日历，非常累人，效益倒是不错。那时候，我常常饶有兴味地看着商家利用人们的基督教感情大发其财。圣诞贺卡的厂家的推销员，六月份就带着产品目录来了。他们的产品清单上有一句话，我现在还记忆犹新：“两打。婴儿期的耶稣与野兔。”
Petrenius Arbiter，1932 王尔德翻译
不过，我们主要的副业是出借图书，借阅费为两便士，不收押；可供出借的图书有五六百本，都是小说。那些书贼是多么喜爱这些书啊！世界上最容易干的罪行，就是花两便士借本书，再撕掉标签，以一个先令的价格转卖给另一家书店。可是，即便被偷走几本书（我们每个月总要损失十几本书），书店还是不愿意收取押金，因为那会吓走顾客。
我们的书店正好在汉普斯蒂德和卡姆登镇之间，所以顾客里有各式各样的人，有准男爵，也有公共汽车的售票员。借阅我们图书的读者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伦敦的各类读书人。因此，有必要指出的是，在全部可供出借的图书中，借阅率最高的作者，不是普利斯特里，不是海明威，也不是沃波尔和沃德豪斯，而是伊索尔·M.戴尔，其次是瓦维克·迪平，杰弗里·法诺尔的作品，居第三位。当然，戴尔小说的读者，全是女性，不过，是各个年龄段的各种女性，而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，只是寂寞难耐的老处女和烟店老板的胖老婆。
Tetherstones，1925 by Ethel M Dell
说男人们不读小说，是不对的；不过，他们不读某些类型的小说，倒是不假。大致来说，“一般的”小说——即通常的、“好的坏”小说——都只有女人阅读。男人只读那些可能值得尊重的小说，或者侦探小说。不过，他们阅读侦探小说的数量着实惊人。我们书店就有个读者，一年多来，除了阅读从别的图书馆借到的书外，每周还要读四五本侦探小说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他从不重读哪一本书。显然，他读过的那些垃圾书（我算了一下，他每年读过的书页，能铺满四分之三英亩的土地）都牢牢地储存在了他的脑子里。他不注意书名和作者的名字是什么，但他只需扫一眼，就知道这本书自己是否“已经看过了”。
在出借图书的时候，你能看出人们真正的喜好到底是什么，他们自己所说的喜好是否装出来的。有一点让我很惊讶，那就是英国“经典的”文学作品，几乎完全不受读者欢迎。光把狄更斯、萨克雷、简·奥斯丁、特罗洛普等人的作品放在借阅架上，一点用也没有；没人借阅它们。人们一看到十九世纪的小说，就会说：“啊，太老啦！”然后就赶紧走开了。可是，狄更斯的书，却很好卖，就跟莎士比亚的书一样好卖。狄更斯是这样一种作家：人们“总是想”读他的书，却从来不去读，就好比《圣经》。人们都是听别人介绍才知道，《雾都孤儿》中的比尔·赛克斯是个小偷，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中的密考伯先生是个秃头，就好比他们听别人说，摩西是在一个蒲草篮子里被上帝发现，并看到上帝的背影一样。另外一点也值得注意，那就是美国书越来越不受欢迎。还有一点是——出版商每隔两三年就为此犯一回愁——短篇小说不招人待见。请图书管理员帮他选书的人，一般都先声明“我不要短篇小说”，或者“我不喜欢小故事”（来我们书店的德国顾客爱这么说）。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有时会解释说，看短篇小说，刚刚熟悉了其中的人物，故事就结束了，太烦人；他们喜欢读那些看过第一章以后就不需要再动脑子的书。我相信，应当责怪的是作者，而不是读者。现代的绝大多数短篇小说，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，都比长篇小说更没有生气、更没有价值。真正有故事的短篇，比如D.H.劳伦斯的作品，也很受读者喜爱。
40卷狄更斯1906–1908全集
我是否愿意做一个职业的书店店员呢？总的来说，虽然老板对我很好，我在书店也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，但我不愿意。
假如有一个好店面，有足够的资金，那么，任何受过教育的人，应该说都能够开办一个书店，挣得一份不高却稳定的收入。除非你做的是“珍本”买卖，否则的话，开办书店不是一个难以学习的行当，而且，如果你了解书的内容，那还是个极大的优势（绝大多数书商不懂书。你看看书店行业报纸上书商刊登的缺货广告，就知道他们的底细。那些广告要么是求购博斯维尔的《浮沉记》，要么是求购T.S.艾略特的《弗洛斯河上的磨坊》）。而且，那也是一份高尚的职业，再怎么着也不会庸俗化。大集团可以将小面包作坊和小磨坊主挤出市场，却不能够将独立的小书商挤出市场。但是，在书店里工作，工时太长了。我虽然是个兼职店员，老板都要我每周干70个小时，还不算出去购书的时间。这不是个有益于健康的活计。一般来说，书店在冬天都冷得出奇，因为，如果太热的话，橱窗就会结霜，而书商全靠橱窗招徕生意。而且，书散发出的灰尘，比任何物件都多；书顶还是青蝇喜欢去死的地方。
但是，我不愿意终生干这一行的真正原因是，我一进书店，就丧失了对书籍的爱好。书商都不得不跟顾客说一些有关书的谎话，那会使他们厌恶书；更严重的是，他还得时不时地掸掉书上的灰尘，把它们搬来搬去。有一段时间，我非常爱书——我喜欢看见书、闻到书、摸到书，我的意思是，至少是那些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旧书。在乡下的集市上，花一个先令买到一堆旧书，再没有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事了。在这堆书里，如果找到几本出乎意料的旧书，比如十八世纪的小诗集，过时的地名索引，已经被人忘记的小说版本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妇女杂志的合订本，喜悦之情真的是难于言表。如果是随手阅读——比如，在浴缸里，晚上太累懒得上床睡觉的时候，或者在晚饭前无所事事的一刻钟——再没有比翻翻过期的《姑娘自己的报纸》（The Girl's Own Paper）更惬意的了。
The Girl's Own Paper，1934
可是，我一到书店上班，就不再买书了。看到成堆的书，总有五千到一万本，放在那里，让我厌烦，甚至有点恶心。现在，我偶尔也会买本书，不过都是我想读又借不到的，而且再不买旧书了。发黄的书页那种甜甜的味道，对我来说不再有吸引力了。我一想到那种味道，马上就会想到那些自大狂顾客和死青蝇。
译林出版社
Bookshop Memories
原标题：书店忆旧
题图作者：Ahmed Elborai｜埃及
